还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和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也是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
我跟着他们，经过森然高耸的英国铁路公司的高塔——在国有化前，这儿曾属于经营混乱的私营企业铁道公司，然后进入到举办2009年马克思主义峰会的拥有众多会议室的综合厅里。不过里面扑面而来的气氛让人感到震撼。
演讲者都极富魅力，且来自不同的领域：有激进派剧作家大卫·埃德加，工党异见人士、下院议员杰里米·柯比，冉冉升起的年轻协会的头头马克·塞沃特卡。金融报刊的页面上不时透出惶恐不安的氛围。这是这次危机大爆发前的滴答计时声。劳森认为：那一代是左派经济思想家缺失的一代。伟世通的静坐抗议引起了福特经销商的罢工，福特工厂也受到罢工威胁。
一进去，诺兰便和恩菲尔德的大约1/3到2/3（具体数据不确定）的工人用塑料箱封锁了工厂所有入口。摩根说很多左派文学作品给人感觉只是在堆砌词语，只是在堆砌修辞。对于依赖批发信用市场的金融体系来说，流动性更关键。
巴塞尔资本标准关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但对于流动性风险关注不足。美国也许金融创新过度，但中国总体而言还是金融创新不足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像中石油、中石化、中投、联想等，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必然会遇到金融行业的竞争，必须跟全球的金融市场打交道，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要做的是放开。华尔街的挽歌也一再响起。
这位在金融领域已经卓然有成的耶鲁终身教授来自湖南乡间，最近几年，经常回国讲学，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因为有了金融学家的视角，而使看似平常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获得了新的意味。金融催生创新文化中国经济时报：你谈金融的方式很有特点，就是将金融逻辑，延伸进了国家兴衰、历史、社会和文化领域。
他说，那么多的人了解金融知识，不是坏事。如何使用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２２０００亿美元，对于如何使用这些钱，有很多建议。本来，金融啊，货币啊，只是少数专家才掌握的学问。你熟悉他吗？陈志武：不是很熟悉。
由此可见，强化监管，对社会底层的人的打击反而更大。陈志武：巨额外汇储备确实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压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允许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涉及到模式增长的问题和管制架构的问题，因为中国企业出口拿到外汇之后一个月之内要结汇，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到了外汇管理局和央行，由国家来承担。实际上，金融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拐点。
陈志武：我们确实需要补金融这门课。很多的时候，我都是以那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为参照系来展开思考的。
不能脱离开拐点谈论金融监管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的陷阱，是因为中国有着更强的金融监管。短短几个月，释放出这么多的流动性，能上的项目上，不能上的项目也在上。
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尽量回避湖南人那种革命的情怀，现在应该强调商业伦理，向浙江人学习。对于这种现象，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自然感到高兴。政府的开支，会比现在的３０％的比例更高。■时报专访■本报记者 张剑荆 李雨谦危机有时也是一种恩赐。请来的教授，一与日本沾边，就有很高的溢价，过了几年，当我回到耶鲁当教授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谈日本了。这听起来像武侠小说一样。
面对危机，有时我们显得过于乐观。我没有忘记那时形成的观念。
如果不讲信用，这个社会怎么才能合作呢？金融对中低收入家庭贡献很大中国经济时报：金融问题有较高的门槛，似乎总是精英们的事情，与小老百姓关系不大。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像最近几天银监会推出的在五个大城市进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就是非常好的一步，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长期间，可以与有钱人家的子女看齐。
以前，百万富翁都是年纪很大的人。中国经济时报：从你的文章里，我感觉到了来自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气息。
但这又开始让人们担心经济模式转型是否被延误。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内一些场合，总能听到有人说，我们的老师不行了。坦率地讲，三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的时间。浙江的商业信用是最好的，守规则，讲信用，遵守契约。
我估计，从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将逐步回暖，至少到目前还看不到美国经济进入全面萧条的证据。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破坏性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也是非常负面的。
这样才能增加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而有时很悲观，总是想，今天风大，明天风更大。
为什么西方能够兴起？为什么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落后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金融逻辑。如果不放松管制，中国培养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前景就不会太好，让中国金融行业增加竞争力的办法就是放开。
中国经济时报：你与杨小凯都是湖南人。另外，也要允许哪怕是单向的开放资本账户，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外汇储备的压力。资本市场使未来的现金流有了一个变现的机制，从而出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能成为亿万富翁的现象。我担心从危机中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继续强化国企、央企在经济中的比重，国进民退，就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了错误结论的反映，从长远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就业，这对就业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破坏性的。虽然这个现象让人很失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要持续增长，要降低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中国经济依赖自身需求来增长的话，别无选择，必须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强化管制。在中国，谈到要不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时候，一般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就是要那些有钱的金融家、金融企业赚钱变得更为困难，但实际上，加强金融监管对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损害更大。
１９７７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上大学的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对国家的前程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充满了担忧。但是我们有理由为以后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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